阳明学的创发，一方面是在学说逻辑上对道学内涵的深化，另一方面则在理论范型上充分开掘出了道学义理所含蕴的可能形态。

厉行者不必知名，诈伪者得播令誉。高似孙《子略》论，亦言其杂取道法。

盖谓眸子传神，其理微妙，可以意得，而不可以言宣也。汉末豪俊并起，群欲平定天下，均以英雄自许，故王粲著有《汉末英雄传》。毓与邵同定律，于刑律均有著述。神之征显于目（邵曰：征神见貌，情发于目），蒋济作论谓观其眸子可以知人。后人于魏晋玄学家均谓长于名理，失其原义矣。

后汉晋文经、黄子艾恃其才智，炫耀上京。合观上文，嘏所善谈者名理。李丰楙：《朱子家礼与闽台家礼》，收入杨儒宾主编《朱子家学的开展：东亚篇》，台北汉学研究中心，2002年。

专制中国并非靠法律治国，而是靠礼教治国[30]。它大约成书于1771年，由《书启合编》、《家礼集成》、《应酬宝要》、《类联新编》四集组成。中国虽没有神父那样的专职礼仪专家，但民间礼仪却生活传承不辍，有条不紊。但是在引用朱熹的规定时，加上了凡品官之家几个字，这意味着平民仍然未获得建立家庙的法理依据。

试以《酬世锦囊》为例略加说明。为了在中国传教，利玛窦、汤若望、南怀仁等耶稣会士，容许中国教徒保持祭祖传统，结果大获成功。

[31]这应当是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给西方留下的基本印象。1721年康熙皇帝获知此禁后，下诏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，禁止可也。[22] 〔葡〕曾德昭：《大中国志》，第77－78页。[5] 宗福邦、陈世铙、萧海波主编：《故训汇纂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03年，第1805页。

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被这些繁文缛节束缚住了，而是说，这些礼节因时因地的，就像节日的盛装每逢节日就得穿上，中国人靠自己的本能，可以准确地知晓何时该用礼节。父母丧葬，衣衾棺槨，但尽诚孝，称家有无而行，此外或大作佛事，或盛设宴乐，倾家费财，俱于死者无益，约长等其各省谕约内之人，一遵礼制。儒家将礼乐概括为中国的根本。科大卫、刘志伟：《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：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》，《历史研究》2000年第3期。

金文和简帛文字中也是如此，例如，《王子午鼎》、《王孙钟》、《沇儿钟》中的惄于威义，《叔向父簋》中的威义，均指威仪。历代王朝，与地方政权、周边族群建立有羁縻、藩属、朝贡等不同形式的政治关系，礼仪制度无疑是一条重要的纽带。

[22]3、美国传教士明恩溥（Athur H. Smith，1845－1942）。[21]在客人告辞时，都一起向主人行通常的礼，对他给予的款待表示感谢，他则送他们到街上。

但是自宋代开始，以司马光、张载、朱熹为代表的士大夫，在倡导庶民通礼的同时，也倡导平民立家庙，谓之祠堂。上博简《天子建州》礼者，义之兄也，裘锡圭先生认为义当读作仪[7]。本文试图在前贤基础上再加辨析，略陈管见。另外，从中西礼仪之争的视角，也可以对此问题加以说明。是否允许中国教民祭孔，成为中国礼仪之争的一个重要内容，也成为西洋学堂与传统书院之间的冲突焦点。 （原文载《江汉论坛》2020年第1期，第97-104页。

1645年，罗马教皇发布通谕，禁止中国教徒祭孔祭祖，不准在祠堂和家中摆设祖先牌位，只允许在死者灵柩和祭台上安放牌位，以鲜花和香烛祭奠。结果，嘉靖皇帝下诏，一是强令品官必须建立家庙，二是允许天下臣民祀始祖。

第二，百姓日常生活越来越礼仪化，这是礼制下移的结果，是士大夫们通过庶民通礼、宗族祠堂、家礼家仪、乡规民约等方式合力塑造的结果。这个民族的天才，把西方只在宫廷和外交上才使用的繁文缛节，变成了人们日常交际的一部分。

日祭，月祀，时享，岁贡，终王。礼仪只是礼的表现形式或具体仪式，其含义明确而单一。

刘永华：《明清时期的礼生与王朝礼仪》，《中国社会历史评论》第九卷。如隋朝有《开皇礼》《仁寿礼》和《江都集礼》，唐代有《贞观礼》《显庆礼》和《开元礼》，宋代有《政和五礼新仪》，明代有《大明集礼》、《大明会典》，清朝有《大清通礼》《皇朝礼器图式》《满洲祭神祭天典礼》《大清会典》，等等。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后，各国打破了中世纪以来罗马教皇至高无上的宗主地位，取得与教皇同等的外交地位。这些阅读、传抄和运用礼仪手册的礼生，便是相关礼仪的传承者和传播者。

华夷之辨的根本底蕴，是王道教化，即所谓声教。[41]王振忠：《明清以来徽州的礼生与仪式》，《传统中国研究》第八辑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1年，又以《礼生与仪式：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的文化资源》为题收入氏著《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》，第138－181页。

进入专题： 礼仪之邦 礼生 日用礼书 。自宋代以来，中国文化出现两大趋势：一是内化，或斯文化，社会由武转为文，宋明理学作为意识形态和人生哲学深深地影响中国人的生活。

椎髻、箕踞、披发、左祍等等，被认为是蛮夷而非华夏汉族的文化符号。即使非常穷的人也要努力工作来供养父母直到送终。

宋明以降，中国越来越重视和强化礼仪，逐步走向一个礼仪化的国度。另外要指出的是，宋明以来对礼仪的重视，并不意味着对礼义的忽略，两者都得到传承。正如《礼记·郊特牲》所说，礼之所尊，尊其义也。其中与民间礼仪活动有关的内容也非常丰富，例如，冠婚丧祭之礼、宴客之礼、见面之礼、帖式、尺牍、对联、称呼、祭文、丽句锦言，等等，应有尽有。

天主教的《罗马礼书》《亡者日课》《罗马弥撒经书》等，是其礼仪指导性文本[29]。可以说，经过宋明理学家和礼学家们改造过的中国民间社会，平民百姓也已经像上古、中古时期那样，自觉地遵从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的处事原则了[40]，这正是明清传教士们看到的异域图景。

如称吾国为礼仪之邦，无异于说中国人只会打拱作揖。部分礼生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（如落第书生、坐馆冬烘），而大部分人则可能识字不多，受教育程度有限。

所谓礼仪之邦，并不只是中国人的自称自雄，而是在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对比中，由域外眼光为中华文化做出的定位。正如孟德斯鸠所说，中国人把宗教、法律、风俗和礼仪混在一起，这四者的箴规就是礼教。